“女童被教师殴打致残”案重审开庭

2017年9月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为女童高媛媛（化名）颁发了残疾人证。受访者供图

黑龙江8岁女童被班主任殴打后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；一审教师获刑一年半，双方上诉后被发回重审

一名8岁女童被班主任殴打致精神残疾二级，教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。后女童母亲认为判罚过轻，提出上诉。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“部分事实不清”发回重审。

昨日，重审开庭现场，殴打学生的教师黄丞梦（化名）出庭应诉。被打女童母亲于秀萍表示：“我相信法律，希望可以将她绳之以法。她当年被拘留释放后，还在学校里上课。今天在法院看到她，一切都正常，还在上班。”

新京报讯 4年前，黑龙江一名8岁女童在学校被班主任黄丞梦（化名）三次殴打，后被鉴定为创伤后应激障碍、“精神残疾二级”，其母于秀萍遂提起刑事自诉。今年4月，女教师被判“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”，获刑一年半。双方对量刑均存异议，提出上诉，后被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。

11月19日，新京报记者从松岭区法院和于秀萍、代理律师处获知，此案已于11月19日上午重审开庭，未当庭宣判。

女童被打后，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

2019年4月，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松岭法院）作出的一审判决书显示，2015年12月17日下午，时年8岁的高媛媛（化名），在壮志学校3年级（1班）就读。女教师黄丞梦任班主任，当日及次日，其先后三次殴打女童。高媛媛在家长陪同下报案，2016年1月，松岭警方给予黄丞梦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。

2017年8月，高媛媛被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，属重度残疾，同年9月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为高媛媛颁发了残疾人证。

于秀萍告诉新京报记者，高媛媛现在12岁，上六年级，但是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。新京报记者注意到，事发后，高媛媛曾在多家医院就诊。

一份由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出具的《出院证》显示，高媛媛存在“创伤后应激障碍，躯体化障碍”，经过营养神经对症治疗，加强心理疏导后，医院建议“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”。

另一份由北京博爱医院出具的《诊断证明书》显示，“继续加强身心康复治疗，门诊随访”。北京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给出的《出院诊断证明书》中的“出院医嘱”指出，出院后规律服药；定期复查肝功能及血常规，不适随诊。

今年7月，高媛媛曾因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又一次进入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治疗。《出院记录》显示，患者高媛媛因发作性右下肢疼痛，情绪低落、烦躁，4月入院，患儿四年前被体罚后，出现腰背疼痛，逐渐不能行走，经治疗后可下地行走。出现情绪低落，不愿说话，常反复回忆事发当时的情景，胆小，害怕，警觉性高，对于声音和外界的变化都非常敏感，无法上学……

入院诊断的结果依然为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。出院医嘱包括“按时服药、定期复诊”等。

教师一审获刑一年半，双方对量刑存异

于秀萍称，因不堪女儿后期的昂贵医疗费，涉事教师、学校又不愿意给予一定经济支持，其“迫于无奈”，以“女教师犯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，并由此造成经济损失”为由，于2018年1月10日，向松岭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，其还提出了260万余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。

今年4月，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黄丞梦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过程中，多次殴打、体罚高媛媛，造成其轻微伤，并导致其身体创伤后“应激障碍、躯体化障碍”的后果，情节恶劣，构成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。附带民事被告人松岭区壮志学校一次性赔偿高媛媛医疗费等16万余元。

对此结果，高媛媛的家属当庭表示“量刑过轻”，而被告人黄丞梦对结果亦不满意，并于宣判后提出上诉。

2019年7月19日，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显示，该院认为，一审判决“部分事实不清”，撤销原一审判决，发回松岭区法院重新审理，“本裁定为终审裁定”。

此案于11月19日上午9时许，在松岭法院重审开庭，未当庭宣判。女童一方并未提出新的诉求，希望能依法严判女教师，并进行一定的民事索赔，包括追究涉事学校的连带民事赔偿的主体责任。

■ 现场

申请追加被告被驳后休庭

原告女童的代理律师甘小平介绍，其当庭提出申请追加松岭区政府、区教育局为被告。甘小平称：“根据一审卷宗中列出的学生证人证言，三年内，有学生曾被黄老师打过多达10次，如果定期巡查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（教育部门）有失职之处。”

甘小平表示，根据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给孩子家庭提供教育指导工作，“针对该问题，我觉得政府方面存在一定过错”，所以其欲将松岭区政府、区教育局申请追加为被告。

19日上午，一名参与庭审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，庭审现场，原告人代理律师在庭上提出了追加被告的申请，其陈述完之后，主审法官当庭予以驳回。庭审持续20余分钟后，宣布休庭。

新京报记者从松岭区法院证实，此案下次重审开庭时间未定。

上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透露，庭审时，学校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，拒绝调解。

代理律师甘小平则认为，黄丞梦当时是该校职工，校方应该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。

在本案一审判决时，被告人黄丞梦就已被取保候审。19日上午黄丞梦也到庭，参与了重审开庭。

庭审时，甘小平对孩子的护理，以及心理治疗申请了司法鉴定，“此前都没有申请过，现在是第一次申请”。届时法院将按照法律程序，由双方当事人选定鉴定机构，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孩子是否需要心理辅导进行鉴定。

在起诉状中，原告方提出了260万余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。甘小平表示，这也是申请做上述司法鉴定的原因。

■ 对话

女童母亲：希望能严判当事教师

11月19日上午，此案重审开庭后，新京报记者尝试联系涉事学校及女教师黄丞梦，但未能取得联系。随后，新京报记者致电于秀萍。

新京报：媛媛现在情况怎么样？

于秀萍：状况一直不太好。今年7月，她还住了一次院。家里本身没什么钱，加上我（身体）有些毛病，现在的情况是，我们有点负担不起了。

新京报：事发后，学校跟老师联系过你们吗？

于秀萍：没有，他们一分钱都没出。4年了，我也没上班，就跟丈夫一起打官司，希望可以讨个说法。2015年的事，一直拖到现在。今年3月25日，一审开完庭，3月27日，我丈夫因心梗突然去世。

新京报：媛媛现在还在上学吗？

于秀萍：在上六年级了，但是总是请假，医院心理科的医生之前告诉我，建议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要让孩子去上学。其实她自己不愿意上学，一提到老师见到老师就害怕，犯病的次数增多。

新京报：今天重审开庭，情况怎么样？

于秀萍：我们在庭上没有提出新的诉讼请求，就是希望能够严判当事人。

新京报：你对重审结果有何预期？

于秀萍：我相信法律，希望可以将她绳之以法。她当年被拘留释放后，还在学校里上课。今天在法院看到她，一切都正常，还在上班。

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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